资料图片：余秋雨
文化名人余秋雨先生又严肃批判中国文人了：“穿汉服的文人太做作。”认为如果中国人都要穿汉服，那就进入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之中。这与从故宫赶出星巴克如出一辙。（《法制晚报》3月28日）
余秋雨在博客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件有意思的往事：二十几年前，中国刚刚改革开放，一大批中国文人写文章要求驱逐西装和牛仔裤，我当时年轻气盛，太知道这一大批极左文人的蛊惑伎俩。幸好当时这些人都还没有骗到“教授”的职称，我便动员上海一批最年轻的正教授穿牛仔裤，人称“牛仔教授”，压住了他们。
看到这一段，我脑中蹦出一个理解就是：哦，“十博士”传统原来是余秋雨开创的——更准确的描述应当是：“十博士”和“牛仔教授”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一模一样的。他们对待文化论争的态度，都不是说理式的，而是战斗式的，比的是谁的声音大、头衔高、能喊来的人多。虽然都顶着文化人的帽子，但本质上的气息却是市井斗殴式的。
我本人对“汉服复兴”运动既无好感也无恶感。我不认为汉服真能全面复兴，因为汉服的不方便是显而易见的。但如果汉服在婚礼礼服的层面上，与西式婚纱一样，得到公众的认同，我可以接受。
但我还是愿意在此为汉服爱好者辩解几句。“汉服复兴”运动绝不像余秋雨先生所说的，是20多年前“那场争论的小小延续而已”。“汉服复兴”运动和20多年前驱逐西装和牛仔裤“运动”，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是完全不同的。20多年前那次“运动”是基于恐惧，表现形式是排外、驱逐，参与者年长者居多。而这一次汉服复兴，是内化的，是民族自信心随着国力增长自然成长的结果，汉服爱好者大多数都是年轻人。
汉服爱好者的确大多都有民族主义倾向，但我没听谁说过反对民主、法治、科学，没听谁说过要把西装、牛仔裤扫出国门。他们只是认为，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，也应当珍视我们自己的传统。他们大多都是温和的民族主义者。温和的民族主义是不该受到批判的，因为这个地球村还远没有达到世界大同，大家对自家的篱笆有认同感，有维护意识，是益多于害的。
我能够说这些话，是因为我曾经在论坛上结识过一些汉服爱好者，对此，余秋雨先生大约是理解不了。而这也正是令人悲哀的地方。在这两年的一系列的文化论争中，论争的双方都对在论争中取胜过于热衷了，“十博士”式的集团战斗态是一个典型。双方都没耐心静下心来倾听，去试图了解对方的意思、诉求，而是急于表达自己的不屑，给对方扣大帽子。传统派骂对方是洋奴，是数典忘祖；西学派骂对方迂腐，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，是老左。大家吵成一团，可能根本就没明白对方在说什么。
可是，今天中国真的还有几个洋奴、老左呢？也许我孤陋寡闻吧，就我所接触的人而言，传统派骂老左似乎比西学派更激烈，而西学派中，有些人的传统文化根基是极扎实的。
不过，这不是重点，真正的问题在于，我们应当怎样进行文化论争？我一直认为，论争首先必须基于倾听，基于对对方意思、诉求的了解，然后再展开辩驳。文化论争的目标也不能光是为了取胜，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是沟通。一般来说，文化论争难以取得一个绝对真理的结果，但它却能够让双方了解对方的思路，而这种交流、碰撞，也许能激荡出新的思想火花。我以为像余秋雨先生这样，在对汉服爱好者全无了解的情况下，就武断地认定“汉服复兴”运动不过是20多年前“那场争论的小小延续而已”，是不妥的。（乐毅）
